大跃进时期,朱东润老先生作为复旦中文系主任,自然被推上讲台作“多快好省”宣言。可是老先生却牙根紧咬,面色难看。简直要上刑场似的,支吾了半天才说出话来:“我原计划五年完成的三本书,现计划三年完成!”话音刚落,台下便是一片哄笑之声。“太慢了!”可是老先生的倔劲却上来了,说什么都不肯再让步:“不行!不能再少了!最少三年!”
这若是被日码万字的当代作家看见了,怕也是要笑掉大牙的。何必这么“倔”?何必跟“效率”较劲?简直是一根筋!
的确,对于讲求效率的智慧的当代人来说,这样的做法,实在是不知变通,乃至于冥顽不灵了。三年,岂止是三本,著作等身怕也不是问题。只要愿意“坐家”,轻敲键盘,日码万字也能轻松搞定。只是,如此随缘、如此写作,其成果怕也如稀释过的咖啡,醇香不再,喝起来恰如变了质的白开水。
同样“冥顽不灵”的,还有历史学家江衍振老先生。他曾一度名声鹊起,然而他的出名,却不是因为有多少的“智慧”,而是因为“笨”。十多年的时间,老先生统共写了三本书,加起来不过七十余万字,平均到每天不过百余字。然而,为了搜集史料,老先生访遍了各地图书馆、书库,翻阅了两千多万字的史料,直是“上穷碧落下黄泉”。如此辛苦如此笨,甚至弄得几天几夜不眠不休,最终才有了那么一点老笨结晶。然而,这样的著作,定心读来,方知是“字字含血”啊!
二老的作为,认认真真地昭示:真正的智慧,往往始于“倔”、成于“笨”,在于甘坐冷板凳,倔傲地向浮躁叫板,坚定地从“笨”处着手。古人吟诗“两句三年得,一吟泪双流”,方才有“语不惊人死不休”的震撼。然而,这种精神离今天的我们实在太远了。在速度与效率所带来的紧张与刺激中,精品之作也离我们越来越远。我不敢说今天市场上的作品全部流于平庸,但在市场利润的引诱下,可以肯定的是,有一部分,甚至是一大部分作品,早已随浮华而去!“流水落花春去也”,这流失了的春华,恰恰是我们最可珍惜的“智慧”。
什么时候,我们的作家能够再一次手拍胸膛,咬牙切齿:“不行,最少三年!”?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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