董仲舒的主要思想主张可以分为四点：针对中央集权需要，提出“春秋大一统”和“罢黜百家，独尊儒术”主张；针对加强君权需要，提出“君权神授”的政治思想和相应的儒家道德观点；针对土地兼并现实，进一步发挥儒家的仁政思想，主张限田、薄敛、省役；针对为人处世标准，提出“三纲五常”，提倡孝道。“君为臣纲，父为子纲，夫为妻纲”和仁义礼智信五种为人处世的道德标准，即三纲五常。
董仲舒思想主张对后世的影响
董仲舒的思想主要是从宇宙论的高度确认儒家学说的合理性，其思想是以神学化的天人感应说为显著标志。他以儒家学说为基础，吸收了阴阳五行理论以及道家等有关学说，建立了天人合一的新体系。一方面，董仲舒把儒学伦理纲常完备化，对“三纲”、“五常”作了全面系统的阐述；另一方面，他又把儒家这套伦理纲常神秘化，建构了一个以天人感应为核心的理论体系。
经过董仲舒的鼓吹和统治者的支持、儒家学说开始居于独尊的地位，成为汉代文化思潮的主流。与儒学成为统治理论相适应，儒家经典也取得了独草地位。对儒家的《诗》、《书》、《礼》、《易》、《春秋》等经典进行注释，成为汉代儒学的重要表现形式。儒学便从先秦时期的子学形态，转变为汉代以后的经学形态了。
魏晋南北朝时期，玄学兴盛，儒学式微，加之佛教的传入和道教的兴起，经学便失去了一草地位，由此形成一个儒、道、玄、佛相互激荡又相互融合的复杂局面。
隋唐时期，中国大一统的局面再次形成，统治者虽然实行儒、佛、道兼容并包的政策，但儒学的主流意识形态地位被再一次确立。隋唐科举都要考儒经，从而推动了经学的进一步发展，为统一经学，唐太宗还令颜师古考订五经经文。颜师古对此多有订正，撰成《五经定本》，后颁行全国，成了官方统一定本。为解释经义，统一思想，唐太宗还令扎颖达与诸儒撰《五经正义》，作为唐代科举考试的依据。